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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报:认定见义勇为亟待出台“国标”

2019-10-22 23:38:35 阅读量:4781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智振峰领导的见义勇为人员研究小组进行的问卷调查,公众对见义勇为人员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与当地的认可标准也有不小的差异。例如,一些地方的医务人员在会见突发疾病患者并治疗他们时表现出的勇敢行为值得称赞。在这方面,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勇气,不到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有勇气。(《法律日报》,9月11日)

早在1993年6月,公安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等部委就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见义勇为基金会。随后,各地相继表彰、奖励、发放养老金、关怀和补贴见义勇为人员,倡导见义勇为人员,促进社会诚信。然而,在国家法律层面上,什么样的行为是见义勇为还没有明确的定义,而且因地而异。目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了有关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权益的法律法规。由于地方法律法规不统一,同一行为往往在不同地方得到承认,结果也不同。

“不履行法律义务、法律义务或合同义务”是许多地方勇敢的先决条件。不同之处在于,2015年4月起实施的《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保安、辅警、联合保安、户籍助理、交通助理等具有约定义务的人员,无论其人身安全如何,在与犯罪分子进行英勇斗争或者开展救援、救灾和救援活动时,都应当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这意味着同样的保安和罪犯在斗争中受伤,这在广东可以被视为勇敢,在其他地方可能不被承认。

同时,对概念的不同理解也容易引起争议。2016年,成都市民张某和余某溺死了因营救而一起旅行的同伴。相关部门拒绝承认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理由是营救他们的同伴和朋友是一项具体的义务。对此,一些法律专家质疑,具体义务应限于法律救济义务和专业标准,不能任意扩大。

一方面,很容易挫伤勇敢者的热情,导致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和保护,导致“流血和流泪”。另一方面,它也会混淆公众意识,不利于弘扬勇敢者的精神。具有亲属关系、法律义务或合同义务的人员能否被视为见义勇为是不同标准之间的主要区别,公众也无法同意。这种争论很容易影响个人的思维和行为。在关键时刻,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担心前进带来的麻烦和风险而退缩,但他们不能被视为勇敢。

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要求奖励勇敢者的标准一致是不现实的,但这些标准必须统一,并最终用一个统治者来衡量。自1996年以来,公安部一再启动采取勇敢行动的立法工作。2017年3月,社会公开征求了《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草案)》的意见。现在两年半过去了,还没有颁布正式的法律。

诚然,勇敢行为的判定不可避免地涉及合理法律的混乱,门槛过高或过低。然而,这不应成为立法停滞不前的原因。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找到最佳平衡点,尽快制定和颁布《国家标准》,更好地促进见义勇为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