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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全力化解纠纷

2019-11-06 14:05:13 阅读量:1762
  

 

专家建议调解不能忽视执法监督

●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通过建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沟通平台,借助专业调解力量实质性解决争议,实现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完善诉讼源头管理机制,全力推进地方法治政府建设。

●积极探索调解中心的工作机制。可以作为试点,接受行政机关主动申请调解中心协调解决行政纠纷,引导更多基层行政机关善于通过法治解决行政纠纷。

本报记者张伟

本报见习记者胡健霞

法治政府的建设找到了另一种方式。

最近,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在第一个“民事申诉专员”案件发生地和“乔峰经验”发源地成立。这一次,主角不仅是政府作为负责法治政府建设的主体,也是司法机关作为外部监督机构之一。《法制日报》记者获悉,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于近日正式将该中心列入名单。

在最近一次关于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建设的研讨会上,司法部有关部门的有关同志指出,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机关主导的行政争议解决渠道。充分发挥行政复议的作用,可以有效化解纠纷,减轻法院压力。实质性解决争议是行政复议工作始终坚持的价值目标之一,也是浙江各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具体工作的重点。

浙江的经验为行政争议解决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许多来自实践和理论界的专家指出,这是社会转型期解决政府与人民之间纠纷、维护和谐稳定、创新社会治理的良好途径。但是,从长远来看,法院将慢慢远离调解中心,行政机关将在调解中心发挥主导作用。

推进行政争议调解

成为法治政府的黄金名片

在温州永嘉县,吴欣(化名)刚刚通过调解行政纠纷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问题。

在他周围的人眼里,吴欣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角色”,但他做了一件大事——一场诉讼把县政府告上了法庭。

原来,邻居吴平(不是他的真名)并没有阻止他申请拆除和重建老房子的许可。他最终得到了政府的批准。“这房子和我有关系。我怎么能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批准它呢?”

这个吴平不是别人,正是吴欣的亲侄子。据说他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员,但是他的侄子拆毁了他的旧房子,建了一所新房子。为什么叔叔甚至不愿意让县政府介入,一下子就把这个案子送上法庭?

事实上,吴欣执意阻挠,愿意拆除已经破旧不堪的老房子。但这是一个在小事上发生冲突的伯侄关系。他们已经争吵多年了。他们心中的疙瘩总是很难解决。只有这样,争端才能继续。

受理该案的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完全解决纠纷仍需要调解,并邀请了土地部门、镇政府和熟悉案件的社区的专门调解员和人员通过行政纠纷调解中心协助调解。最终,它不仅解决了案件的争议,也消除了双方长期的不和,伯侄关系重新统一了。

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徐艳农介绍,温州市法院积极探索构建协调行政诉讼模式,并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发布了《关于推进行政争议依法调解实施意见(试行)》,努力将行政争议调解塑造成温州行政诉讼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金卡”。2017年7月至今年7月底,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诉讼案件5951起,其中调解成功撤销案件2242起。退场率高达37.6%,居浙江省法院系统首位。

这不是温州家庭的做法。事实上,整个浙江都在积极探索行政纠纷的调解。例如,湖州法院行政争议调解中心今年1月至8月受理了207起行政争议,实质上解决了109起,解决率为52.6%。法院定期与政府法律部门联系,通报其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处理情况,并发布该省第一份行政纠纷调解白皮书,有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近年来,省级法院贯彻了新《行政诉讼法》关于“解决行政纠纷”的立法宗旨,创新应用和发展了乔峰新时期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了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行政纠纷调解中心,并联合政府和法院推进行政纠纷诉讼源头治理,成效显著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礼说。

中央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局局长颜夕认为,浙江行政纠纷调解是坚持和发展新时期“枫桥经验”的有益探索,丰富和创新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诉讼源治理机制的实践,实现了“合理法”的有效整合。

结合正向激励和反向强制

促进行政机关参与调解

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的建立正在成为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力推动。

与会代表均认为,该中心将通过建立行政主体与行政对应方平等的沟通平台,借助专业调解力量实质性解决纠纷,实现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完善诉讼源头治理机制,全力推进地方法治政府建设。

在该国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探索。据了解,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山东省积极探索并建立了行政纠纷审前解决机制,协调和处理了一系列难以解决、涉及面广的行政纠纷。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和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也建立了类似的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必须积极参与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的建设和运行,以确保调解的有效性。目前,制度相对完善、实践成熟的浙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针对部分行政机构参与协调积极性不高的情况,浙江省专门出台了相关调解措施,监督和促进行政机构积极参与协调。明确规定,应当派出人员参加行政争议调解的单位未派出人员,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行政争议调解,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应当按照规定启动反向调查机制,对责任单位的负责人或者负责人按照规定追究责任。

政府也作出了积极回应。例如,衢州市委、市政府完善了评估评估机制,将行政争议调解中心解决行政争议的工作纳入法治政府和衢州法治评估体系,并逐步加大评估力度,对超过平均调解率的给予加分,对达不到的给予加分,进一步推动了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的实体化运作。

积极激励和消极压力相结合,提高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处理调解案件的主动性,增强行政机关参与诉讼的主动性,大幅提高调解的审理率和成功率,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衢州市政府相关官员表示。

法院专注于提供标准规则

未来应该由行政机关主导。

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发展的关键是在调解中注重行政复议监督和依法行政的功能。

司法部有关部门的有关同志表示,在当前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应当突出行政复议在依法行政监督中的主要作用,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权益和解决行政纠纷中的作用。“从《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来看,行政复议制度的首要价值是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纠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通过调解解决行政纠纷的同时,不能忽视对行政执法的有效监督。即使案件通过调解得到解决,也应提醒行政机关及时做出改进,就调解过程中发现的行政执法违规行为提出意见、建议、约谈和通报。此外,如果发现行政执法中存在“硬伤害”,调解能否继续也需要慎重考虑。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政府研究所教授王庆彬也注意到了行政纠纷调解的困难。一方面,可能是相对人要价过高。另一方面,可能存在政府工作人员不愿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澄清行政机关免除责任的情况,并实施容错免除制度。王庆彬提醒说,调解可以在复议和诉讼等许多阶段进行,但应明确是否所有案件都应输入中心,并应避免长期决策的情况,否则将增加有关各方的负担,浪费公共资源。

苏州大学王建法学院教授王克文也认为,如果要进行调解,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楚调解是否没有限制区,是否有不能转移的地方,是否有限制,以及是否应该审查案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他提醒说,行政调解中心不能作为一个组织来设立,以免行政机关败诉。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张建声建议,如果行政行为被认定为违法,法院应该向行政机关提出示范建议,警告并提示它们今后不要这样做。只有在案件调解产生一套规则并对未来案件具有类似的指导作用时,社会治理水平才会越来越高。“法院应该慢慢远离这些调解中心的建设,让行政机关在调解中心中起带头作用,让法院回归法院本位,集中精力裁决案件,建立规则。如果法院过多地以调解为主导,政府也是被告,法院作为终审法官的地位,参与行政复议和调解行政程序很容易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异议。如何解决参与调解和重力判决之间的两难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事实上,法院本身一直在深化对探索和创新方式的思考。最高人民法院二级高级法官、行政审判庭主审法官耿宝健(耿宝健)认为,行政纠纷和解的范围和类型应进一步解放,但应坚持自愿和合法的底线。同时,要积极探索调解中心的工作机制。我们可以接受行政机关主动申请调解中心,试点协调解决行政纠纷,引导更多基层行政机关善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行政纠纷。耿宝健认为调解和判决是不可反对的。它们就像汽车的两个轮子,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换。调解的成功取决于先前判决形成的规则和对最终结果的合理预期。对于在60天调解期内无法解决的争议,该裁决将尽快给出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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